一、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林立。虽然这些割据王朝的立国时间都不太长,但是各国君主,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创建制度,纷纷崇儒立学。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教育各具特色,并为北朝时期更广、更深的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汉、前赵与后赵的兴学重教
汉国的创立者刘渊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人。《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西晋时,刘渊做北部都尉,在辖区之内“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36]。刘渊的几个儿子也颇通经史,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曜是刘渊族子,幼年受到过优越的汉文化教育。他尝自比乐毅、萧何、曹操,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汉、赵统治者虽然出身匈奴族,但是刘渊、刘曜在建国思想上并无特强的胡族意识,政治制度虽然也实行胡汉分治,但却以汉制为主。
刘曜即位伊始,便着手兴办学校,振兴儒学。史载:“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37]刘曜在位时间极短,却能于战乱间隙之间迅速恢复太学、国子学,还大力开办小学。他还曾多次亲临太学,策试学生,更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