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林立。虽然这些割据王朝的立国时间都不太长，但是各国君主，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创建制度，纷纷崇儒立学。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校教育各具特色，并为北朝时期更广、更深的胡汉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
（一）汉、前赵与后赵的兴学重教
汉国的创立者刘渊是汉化很深的匈奴人。《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西晋时，刘渊做北部都尉，在辖区之内“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州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36]。刘渊的几个儿子也颇通经史，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曜是刘渊族子，幼年受到过优越的汉文化教育。他尝自比乐毅、萧何、曹操，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汉、赵统治者虽然出身匈奴族，但是刘渊、刘曜在建国思想上并无特强的胡族意识，政治制度虽然也实行胡汉分治，但却以汉制为主。
刘曜即位伊始，便着手兴办学校，振兴儒学。史载：“刘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37]刘曜在位时间极短，却能于战乱间隙之间迅速恢复太学、国子学，还大力开办小学。他还曾多次亲临太学，策试学生，更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