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的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地被弃之如敝屣。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叔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