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乡下的文化氛围还体现在对礼仪的讲求。跟传统的农村一样，现在的平江，每逢红白喜事，祭祀礼神，都要按古礼行事。就说我赶上的一个丧礼，一进村，就看见大大的讣闻——上首是“不孝某某罪孽深重，祸延家严某某公”，落款则是“孤哀子某某泣血稽颡”，连行文的抬头空格都完全依照旧式，古色古香的。进到灵堂，只见四个执事，平江俗称“喊礼的”四下排开，依次喊礼，几跪几拜，奏乐上香，绕棺、点主、起柩等等一一行来。想起这些年我所看到的那些放着流行音乐、吃饭喝酒打麻将的农村丧事，感到恍惚是回到了古代。陪我去的彭以达跟我说，你没有赶上结婚，婚事的仪式要比这还古色古香，光拜就把你拜得头晕眼花。
从某种意义上讲，平江农村这种古雅的风俗，就是私塾得以存在的土壤，反过来，如果没有私塾教育，平江这种古雅的风俗也难以为继。实际上，在中国农村生活，至少春节没有春联是不可想象的，有的地方或者上街去买商家成批制造的对联，或者用碗在纸上扣几个印子，显然，这种代用品在具有浓厚传统的平江是一种耻辱。其实，随便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也乐意有几副跟自己身份对景的对联，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条件而已。同样，在平江，办事情按古礼是一种有面子的象征，不按古礼办，往往会遭到乡邻的耻笑，所以，无论婚丧嫁娶，喊礼的是必须请的，如果本村没有，就要到别处去请，还必须用车去接（至少得用个四轮拖拉机）。在平江，如果别的因素不计，仅就风俗需要一项，就会导致写对子（古雅的）和会喊礼的人受到重视，而私塾恰恰教这个东西，而且是重点。凡我问到的读过私塾的人，无论老幼，都承认从私塾出来以后，当有人请他们写对子和喊礼时（尤其是后者），感到十分的荣耀，那时获得的尊重是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要知道，这些上私塾的人，实际上是被正规教育淘汰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不了业或者根本没有上中学的人，这些人在乡里社会是很难得到尊重的，尤其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能通过收费低廉的私塾教育收获一些乡邻的目光（当然也有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毕竟是个合算的“交易”，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对乡间风俗活动的参与，要算是私塾教育的一种出口，虽然这个出口不那么正式，但已足够拉动这种非正规教育继续前行。平江的诗礼之风，从1905年清朝废科举时，就使得“旧教育”难以像其他地方那样地被弃之如敝屣。据对平江历史了如指掌的彭以达讲，那时候新学堂的先生，往往是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只是到了解放后，“旧教育”才被彻底地驱逐出“教育战线”，只能以不合法的形式存在。其实，私塾的存在，除了平江独特的文化风貌的因素外，跟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在农村的失败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用“失败”这个词可能有点过分，但绝非无稽之谈。我们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进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接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接受了，却根本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基础知识和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六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基本的文字能力都没有，连封信都不会写。看来我们的母语教育，真像吕叔湘老先生说的那样，真的很成问题。但是，恰恰就是同样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作文了。我在平江所接触到的读过私塾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情况，在正规学校里的学习一塌糊涂，考试总是不及格，最后连初中都毕不了业。但进私塾读了两年之后，虽然数理化谈不上，但语文程度却有脱胎换骨的改进。口说无凭，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看，一个是平江长田乡傅家村的傅晓东，上学时成绩差得让爹妈头痛，作文不仅不通，而且白字满篇。1998年到1999年间读了一年私塾后，出门打工，下面是两篇他打工期间的日记（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