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断言：
综合这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压力。［66］
《宋史·食货志》达二十万字，在二十四史中篇秩最多，而有关盐业盐政盐法及其沿革变迁又是其中最详细的。鉴于解盐在国家赋税中无可争议的地位，自宋代开国以来，围绕解盐的“全面榷禁”还是“局部通商”，以及“盐引”“盐钞”的变迁、回收以及贬值问题，已经几起风波。不仅使北宋臣僚中的“精英”尽皆卷入争论，连包拯、沈括都曾以中央大吏的身份亲至解州调查，更成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两“党”之争的焦点之一。［67］因而解州池盐获灾，而且是重大灾害，当然会惊动朝廷，成为大事了。而佞通道教之北宋诸帝，如真宗、哲宗、徽宗等都会有所举动，也是意料中事。
宋代的财政政策是矛盾的。在撙节日常用度的同时，宋帝又毫不吝惜把大笔钱财花到信仰上，即所谓“内则升中告成之事举”。《宋史·食货志》言：“至道末，天下总入缗钱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三岁一亲祀郊丘，计缗钱常五百余万”，已占国家财政的将近四分之一。而“景德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阴、上宝册又增二十万”，［68］则较乃父更进层楼。宋徽宗是一个笃信“丰亨豫大”经济学说，热衷于“大干快上”的君主。他的时代在财政上有一个“大跃进”，仅由上表解盐产量来看，比太宗、真宗时期就增加了将近四倍，比仁宗时期也增长了大约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