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言谈里我发现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人有某种欲言又止的节制。后来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他是一名国民党远征军的军人，在当时是人们力求像回避瘟疫那样加以回避的人。
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原因，我没有那么多前怕狼后怕虎的顾虑，主动邀请他在晚饭后继续畅聊俄罗斯文学。借助酒兴他滔滔不绝地把他的战争经历同这些作品杂糅在一起讲述与我，自然而然，关于康巴籍军人的抗日故事源源不断地走进了我的脑海。其中最为关键的话，在我创作《命定》的过程中才有了真正的了悟，他曾颇为担心地说：“康巴人的故事同俄罗斯文学描绘的故事大有相似之处，俄罗斯民族的尚武精神、宗教感情同康巴人有太多的相同，遗憾的是，如果康巴人像俄罗斯人那样多一些文学气质就好了。”
当我冲动地说出我要写藏人远征军的小说时，他愣住了，眼睛瞪得像汤圆，半晌没有说话，阴沉的脸仿佛在责备自己对我这位愣头青说得太多。他用略带后悔、急刹车似的口吻说：“孩子，你外公和我们家族的成分都不好，弄不好是要闹出大事的，这些龙门阵就当我没说过。好好地做你的正事。”那一刻，我在他突变的表情里看见了他空前的不安和恐惧，在我写《命定》的日子里，才真正体会到这些军人窒息的悲凉和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