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践理性。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开始即重实践”。中国人生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离现实、不追求天国或遥远的未来世界，“而始终肯定现实世界之精神”。他认为，这种实践不是盲目的、下意识的，而是用理性指导的。如孔子是先求行道，及道不行，乃退而与弟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以待来世。“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因而，唐君毅将中国古代这种依实践而贯彻理性，由理性而指导实践的文化精神，称为“实践理性”[124]。
“实践理性”的功用，主要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从致思趋向来看，这是强调人以载道，人以播道，通过实践而将中和之情的“理性”广被于世。据此，唐君毅又分析了实践理性活动的特征和本质。他指出，实践的理性活动，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实践理性活动必然显示出一定的“理”，这个“理”是以差别应差别之理，亦即于每一事显一事之理，而这则又是实践理性活动的最高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性活动的本质，“能处处超越特定观念之执著”。说到底，人的实践理性活动的归宿，“亦唯在顺差别而差别之，于一一之事，应之以一一之理。故事无穷，理亦无穷。事理相孚而不相冒，此之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而由事理或事事之无碍，即已见人之理性活动本身之超越与涵盖性、普遍性”[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