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践理性。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开始即重实践”。中国人生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离现实、不追求天国或遥远的未来世界,“而始终肯定现实世界之精神”。他认为,这种实践不是盲目的、下意识的,而是用理性指导的。如孔子是先求行道,及道不行,乃退而与弟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以待来世。“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因而,唐君毅将中国古代这种依实践而贯彻理性,由理性而指导实践的文化精神,称为“实践理性”[124]。
“实践理性”的功用,主要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从致思趋向来看,这是强调人以载道,人以播道,通过实践而将中和之情的“理性”广被于世。据此,唐君毅又分析了实践理性活动的特征和本质。他指出,实践的理性活动,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实践理性活动必然显示出一定的“理”,这个“理”是以差别应差别之理,亦即于每一事显一事之理,而这则又是实践理性活动的最高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性活动的本质,“能处处超越特定观念之执著”。说到底,人的实践理性活动的归宿,“亦唯在顺差别而差别之,于一一之事,应之以一一之理。故事无穷,理亦无穷。事理相孚而不相冒,此之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而由事理或事事之无碍,即已见人之理性活动本身之超越与涵盖性、普遍性”[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