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也应看到,必然的未必就是尽皆合理的。科举制固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未必是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今人在比较察举制与科举制时,每每只是简单地抑前者而扬后者,这很可能是失之片面了。在察举时代,已有人(如葛洪)提出了类似科举的设想;但到了科举时代,许多人却转而赞扬察举制而批评科举制了。这种态度,未必尽皆是“倒退复古”。
汉代察举制度,既有“以德取人”因素,也有“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因素。士人习经术文法于家,在具备了基本知识技能,并获得舆论对其人品的好评之后,然后仕郡县为佐吏掾属;由之获得基层吏务经验之后,才能以功次吏能得到察举。举至中央,则有经术、笺奏之试加以检验,然后方得授官;但所授又非职事官,而是入三署宿卫为郎,“以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过程。此后再经一次选拔,方能“出宰百里”"典城牧民”。如《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所记沈约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