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国家养兵之费皆取于民，若多而不精，则以民之膏血养无用之兵，不惟无救缓急而反为民累矣。至于威奸惩恶，正以除民害也。数赦则惠奸轨而贼良民，非先王五刑五用之义。况奸猾之党有知赦书之必下而故犯者，其风亦岂可长乎！司马光之言，切中时弊，明主宜慎思之。
又进五规。一曰保业。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则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则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乎？及夫群雄已服，众心已定也，人之性皆以为子孙万世，如泰山之不可摇也，于是有骄惰之情生。骄者玩兵黩武，穷泰极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涣然，四方糜溃，秦、隋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艰乎？”
司马光既进三札之后，又条上五事，叫做五规。其一是保业，大略说：“天下是重器也。其开创而得之者固为至难，其继世而守之者亦非容易。何以见之？盖王者初受天命，起于草莽之时，天下之人都与我比肩共事，素无统属。一旦与他每斗智较力而争天下，直到那百战之后，彼智竭而不能抗，力屈而不能支，然后降心服气，稽颡而臣服于我。当此之时，若有一人的智与我相偶，则天下便中分而为二；有两人的力与我相参，则天下便鼎足而为三；有智力者愈多，则海宇瓜分，疆土割裂而其势愈分矣。自非真命天子，智侔鬼神，力夺造化，首出于一世之上，则天下不可得而混一也。这岂非得之之艰乎？及夫继世之后，群雄已服，众心已定，天下之势归于一矣。为之子孙者，自以为传之万世，可以长享富贵，如泰山之不可摇动矣。于是乎骄侈惰慢之情生焉。骄心既生，则必至于玩兵黩武，勤远略以事四夷；穷泰极侈，竭民力以供耳目。至于神怒于上而不恤，民怨于下而不知，一旦众心离散，涣然不收，瓦解土崩，四方糜烂，如秦二世、隋炀帝是也。皆因一念之骄，以至于杀身亡国而不知，这岂非守之之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