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颠覆的同时自然离不开建构，正如我们一度喜欢使用的“破”与“立”的对立关系一样：“不破不立”“破”中有“立”。在把帝王与圣人拉到凡间的同时，现代作家们又刻意将古代历史上那些长期被认为最为卑贱的草根百姓，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以及铤而走险的“犯上作乱”者，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江湖”群体与土匪强盗等等，塑造为（或者还原为）正面形象，甚至将他们提升为顶天立地的历史英雄。而现代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不仅使外在的社会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解体与重构，也使得内在的等级观念、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都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根本性变化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冲击之大之强，后人是很难体验到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可以通过曾广为流行、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一句政治口号体现出来：“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 于是，为历史翻案，将过去几千年都被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是非标准颠倒过来，就成为现代作家们的自觉追求。
是非颠倒最典型的例证，是对古代造反叙事的重新描述和对造反者们的重新评价与塑造。我们发现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的犯上作乱者，和那些最为人不齿的盗跖们，在一种现代视角的重新观照下，却成为广受赞颂的历史英雄。——恐怕没有比这更容易引发对历史变革中天翻地覆的感慨了，而这又与现代中国“革命”思潮的兴起与现代化转型不可分割。早在晚清时期，孙中山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就已从自身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刚刚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的太平天国运动，持一种引以为同调的正面肯定态度。章炳麟则作《逐满歌》一诗，热情讴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弟兄，要把死仇心里记。”而对洪秀全的这种热情赞颂，可谓是当时革命党人共同的做法，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主旋律话语。身为同盟会会员的黄小配，还特意创作了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借以倡导民族民主革命。小说中的洪秀全不仅是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还近似于富有远见卓识、善于严于自律的现代革命者形象，这显然与历史上的洪秀全本人相去甚远。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历史观的传入，古代社会被视为不仁不义的造反者，更一跃成为正义与进步的化身。受此影响的现代作家们，也自觉地将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表现，转化为一种现代革命话语形式。这可以解释现代历史文学中农民战争题材何以如此繁兴。以短篇历史小说而言，不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创作了《楚霸王自杀》《大泽乡》《豹子头林冲》《石碣》等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孟超、谭正璧、施蛰存、廖沫沙等作家也同样从历史上的造反者那里，汲取着自己的创作灵感。以农民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则在整个现代历史剧中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被称为现代历史剧开山之作的《乌江》，就取材于项羽乌江自刎的历史典故。仅就抗战时期的太平天国历史剧来说，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就有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金田村》，阳翰生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洪宣姣》等作品，足以体现出太平天国题材在整个抗战历史剧中的分量。这些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到了同情与讴歌太平天国革命的现代立场，并对这场农民战争最终走向失败，进行了充满现代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