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积极的“理性解放”学说。这种学说的社会化形式，虽然种类纷纭，彼此也互相冲突，却是当今许多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权威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信条的中心概念。在其演化过程中，它可能会远远偏离了它原有的、理性主义的渊源。但是，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不论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人们所争论不休甚至为它而战的，却正是这种“自由”。我不打算追溯这个观念在历史上的演进过程，却愿意对这个观念所经历的一些变迁，做一个评论。
（五）萨拉斯特罗（Sarasstro）的殿堂
相信自由即理性的“自我导向”者，迟早终必考虑到一个问题，此即：这个原则如何能既适用于人的内在生活，又适用于人与社会上其他成员的关系。在这些人士当中，即使最具个人主义倾向者，例如卢梭、康德、费希特等人，开始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绝对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当他们探讨到某一点上的时候，也要自问：理性的生活是否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时也适用于社会？如果是的话，我们要怎样做，才能造就这样的一个理性社会？我希望能够依照我的“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即我的“真正自我”所要求的方式去生活，然而，别人也希望能够如此。我要如何才不致和他们的意志冲突？依照理性所界定的“我的权利”，和别人的权利之间，界限何在？因为，假如我是有理性的话，我就不能否认说：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我来说是合宜的事，对其他和我一样具有理性的人，也必然是合宜的。一个理性的（或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由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自由地接受的法则所支配的社会；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被问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所需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制定这些法则，而这个社会，就是受这一类的法则所支配的。因此，这些界限，必须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适合于理性的人所应接受的正确界限。但是，事实上，这些界限要由谁来决定呢？这一类型的思想家主张说：如果道德与政治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则原则上，它们一定是可以解决的，而道德与政治问题，当然是真正的问题；这就是说，这些问题必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原则上，所有的真理都会被任何具有理性的思想家发现，同时也能由他们清楚地证明，清楚到所有其他具有理性的人，也不得不接受它们，而事实上，在新近的自然科学中，绝大部分的情形，便是如此。基于此一假定，我们只要建立起一种公正的社会秩序，一个理性的人，都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一举解决政治自由的问题。很显然地，我对不受束缚的自由之主张，乍看之下，有时候无法与你同样绝对的主张相调和；但是一个问题的理性解决方式，却不可能和另一个同样正确的解决方式，互相冲突。因为，从逻辑上讲起来，两种真理不会是不能相容的；因此，原则上，一个公正的秩序，必然是可以发现出来的，在这一秩序里，理性的规则，使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都得到正确的解决。有时，人们把这个理想的、和谐的状态，想象成“人类堕落”（the Fall of Man）以前的伊甸园；我们曾经从这个伊甸园中被驱逐出来，然而，我们却仍然满心渴望着它，将它当作仍然未能达到的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人类由于已经具有理性，再也不会陷于“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更不会“疏离”或挫辱他人。当然，在现存的社会中，正义和平等的理想，仍然需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强制，因为如果我们过早取消社会的控制，可能会使弱者与愚者，受到精干狂妄型强者的压迫。但是，根据这一学说，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剥削、互相羞辱的行为者，只是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面。有理性的人，会尊重彼此之间的理性原则，而不愿意去互相战斗或争夺控制权。“统治的欲望”（the desire to dominate）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表现，我们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它并且纠正它。斯宾诺莎提出一种解释与改良之道，黑格尔也提出另一种方法，马克思提出了第三种方法。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们的某些理论，是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的，有些则不能合而为一。但是，他们却都认为，在一个由完全理性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里，控制他人的欲望，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法产生效果的。“压迫”存在或“压迫”欲望，只是社会生活问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的第一个表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