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上述概括是符合历史笔记或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趋势的,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做具体分析。
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和“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出于晚唐人之手。晚唐笔记的勃兴,对于五代以至于两宋以后的笔记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这些历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至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北梦琐言》记唐末事。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记事的严肃性。李肇《国史补》序说: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笔记之走向成熟的标志。它如刘肃说的所记“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133],李德裕强调所记“以备史官之阙”,“惧其失传”[134],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135];以及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国史,赵璘以《因话录》名书是说明其所“录”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觉史学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指导他们的撰述方向,从而确定他们的撰述成果在史学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