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上述概括是符合历史笔记或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趋势的，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做具体分析。
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10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所举“小说故事类”诸例和“历史琐闻类”诸例，半数以上亦出于晚唐人之手。晚唐笔记的勃兴，对于五代以至于两宋以后的笔记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这些历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或唐末、五代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至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北梦琐言》记唐末事。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记事的严肃性。李肇《国史补》序说：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笔记之走向成熟的标志。它如刘肃说的所记“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133]，李德裕强调所记“以备史官之阙”，“惧其失传”[134]，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135]；以及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国史，赵璘以《因话录》名书是说明其所“录”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觉史学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指导他们的撰述方向，从而确定他们的撰述成果在史学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