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格蒂先生有时去一家叫乐意的酒馆。这事是在我来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晚上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家;八点多钟的时候,葛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又去乐意酒馆了,她还说,她早晨就知道他要去那儿。
这天,葛米治太太整天都不高兴;上午,壁炉往外冒烟,她就哭了起来。“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这是葛米治太太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都跟我过不去。”
“啊,烟很快就会散去的,”佩格蒂——我说的仍是我的那个佩格蒂——说,“再说,你知道,这烟不仅让你难受,同样也让我们难受哇!”
“我觉得它更让我难受。”葛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在我看来,葛米治太太专用的那个炉边位子,似乎是最暖和、最舒适的地方了,她的那张椅子无疑也是最舒服的了;可是那一天,什么都让她不顺眼。她老是埋怨天气冷,埋怨冷风钻进她的背脊,她把这说成“像虫子在爬”。最后竟借口天气冷而哭了起来,又说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什么都跟她作对”。
“没错,是很冷,”佩格蒂说,“大家都觉得冷啊!”
“可我比别人更觉得冷。”葛米治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贵客,优先给我上菜,紧跟着总是给葛米治太太上。那天,吃的鱼个儿小,刺很多,土豆也有点煮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扫兴;可是葛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更觉得扫兴,于是又哭了起来,非常伤心地把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