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格蒂先生有时去一家叫乐意的酒馆。这事是在我来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晚上发现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家；八点多钟的时候，葛米治太太抬头看了看那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又去乐意酒馆了，她还说，她早晨就知道他要去那儿。
这天，葛米治太太整天都不高兴；上午，壁炉往外冒烟，她就哭了起来。“我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这是葛米治太太遇到不顺心的事时，常说的一句话，“什么都跟我过不去。”
“啊，烟很快就会散去的，”佩格蒂——我说的仍是我的那个佩格蒂——说，“再说，你知道，这烟不仅让你难受，同样也让我们难受哇！”
“我觉得它更让我难受。”葛米治太太说。
那天天气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在我看来，葛米治太太专用的那个炉边位子，似乎是最暖和、最舒适的地方了，她的那张椅子无疑也是最舒服的了；可是那一天，什么都让她不顺眼。她老是埋怨天气冷，埋怨冷风钻进她的背脊，她把这说成“像虫子在爬”。最后竟借口天气冷而哭了起来，又说自己“是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什么都跟她作对”。
“没错，是很冷，”佩格蒂说，“大家都觉得冷啊！”
“可我比别人更觉得冷。”葛米治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因为我是贵客，优先给我上菜，紧跟着总是给葛米治太太上。那天，吃的鱼个儿小，刺很多，土豆也有点煮焦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觉得这顿饭吃得有点扫兴；可是葛米治太太说，她比我们更觉得扫兴，于是又哭了起来，非常伤心地把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又说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