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会即学校。
“学校即社会”乃是杜威教育理念另一基石。杜威确认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主张学校设置相当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学生提供必须努力解决问题的情境。陶行知则把学校比作狭小的鸟笼，主张应把小鸟(学生)放到天空(社会)自由翱翔，亦即把学校的一切延伸到广阔的社会与大自然中去。“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20]陶行知从更高的境界把“社会即学校”与“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结合起来。
其三，教学做合一。
“在做中学”也是杜威一个重要教育理念，他认为所有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所以教学方法应该出于行动与操作，建立在对学生有意义的直接具体经验之上。陶行知接受了这一理念，但在张伯苓有关“学做合一”建议的启发下，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教学做合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这两个命题落到实处。同时，他还强调，“教学做合一”不仅是方法，而且是关系，即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再则是目标，教育不仅是教人学，而且是教人学做事。[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