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认为我的理论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但至此我认识到，为求更准确的理解而开展的研究已经带我偏离弗洛伊德的方向。如果弗洛伊德认为属于本能的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文化决定的，认为出于力比多的需求实际上是对情感的神经症性需求，以由焦虑催生、寻求与人共处的安全感为目标，那么力比多理论便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则另当别论。这样一来，其他理论差异便也紧随而至。因此，我有必要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另立门户，形成自己的观点。阐明这一观点的成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与此同时，我继续对神经症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我将强迫性驱动力称为神经症性倾向，并在我随后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十个。至此，我也已经认识到神经症性人格结构具有核心影响力。此时，我将其视为一个宏观结构，内部有许多微观结构相互作用。每个微观结构的核心都是一种神经症性倾向。这一神经症理论具有实用意义。如果精神分析不是首先将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内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在不依靠或略微依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认识并改变自我便完全可行了。精神治疗需求广泛出现，而可靠的治疗依然稀缺，面对这一局面，自我分析看起来有望填补巨大的需求缺口。因为主要内容是关于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局限性及具体方法，我将这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