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这些同并非众所周知的人物打交道的作家，处境就相当危险了。我们必须到最隐蔽的角落里去探索，只能从世上最落后的旮旯里挖掘善与恶的事例。我们写的人物既然不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许多作者的旁证和公共档案可查，就不但应该严格遵守可能性的界限，并且也不可超出或然性的范围。当我们描写极其善良可爱的人物时，特别要注意这一点。邪恶和愚蠢无论达到怎样惊世骇俗的地步，也很容易使人信以为真，因为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能给这种信以为真以有力的支持。
因此，我们不怕冒险来谈谈菲舍尔[14]的故事。原来有个德比先生慷慨好施，菲舍尔长期以来靠他接济过活。一天早晨，他刚从德比先生手里拿到相当大一笔资助，就想把这位朋友写字台里其余的钱财也拿到自己手里。于是，他就在法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隐藏起来，有一条通道从这里直通德比先生的房间。这天晚上德比先生请了几位朋友在这里聚会，菲舍尔本来也在被邀之列，但是他却没有进去，而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偷听德比先生向朋友们畅叙情怀。菲舍尔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激发天良，产生感恩之心，但是他对所听到的一切无动于衷，没有打消他的图谋。当那位可怜的先生把客人们送出房间之后，他就突然从藏身的角落里钻出来，悄悄地跟在那位朋友的身后走进房间，然后对准德比先生的头部开了一枪。这件事就是到了菲舍尔的骨头像他的心那样腐烂的那一天，人们也是坚信不疑的。不但如此，我们也许还会相信就在两天之后，这个歹徒陪几位小姐去看《哈姆雷特》这出戏，当其中一位小姐嚷道“我的天哪！要是杀害德比先生的那个凶手也在场该有多好哇”（她不知道凶手坐的地方离她有多么近）时，菲舍尔听了居然面不改色，表现得比尼禄[15]的良心还要冷酷、残忍。根据绥多涅斯[16]的记载，尼禄的母亲死后，他立刻良心发现，感到非常内疚，痛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连兵士、元老和民众向他祝贺，也不能使他那痛悔交加的心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