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比兴取象与《周易》中的“象”之间的存在逻辑共性，清代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对此进行了论述：“《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焦、鹿可以听讼。”他认为诸子百家之文，乃至佛学，无不“以象为教”，“反复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 [16] 战国诸子百家的文章受到《周易》论说方法的启发，善于取象喻理，这种方法与《诗经》的比兴互为表里。章学诚进而把象分为“天地自然之象”和“人心营构之象”[17]，他说：“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18] 这段论述恰好可以说明庄子“取象”的特点，庄子的取象方式主要是“人心营构之象”，庄子以文学来表现他的哲学思想。庄子的“象”来源于“天地自然之象”，但又不拘于此，他通过丰富的想象而创造出生动活泼的“象”，目的是揭示人生之“理”，追求那玄妙的“道”。无论是“神话意象”还是“自然意象”都为庄子的“人心营构之象”服务，简而言之，它们都是表达心意之“象”，谓之“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