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更加明确、更加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现实出发，以便把它阐释为先前发展过程的结果。在那里，这种发展决不像我们所耳闻的那样表现为绝对必然的。毋宁说，所有的情况必定或多或少是偶然地同时发生的，因而，商品经济才能出现，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成熟。但是，只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才能产生一些范畴，借助于这些范畴，它自身以及此前的所有经济形态能够被恰当地理解。只有当“普遍的”“抽象的”（不要求任何特殊技能的）的劳动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大量涌现并且引起关注时，作为一切商品价值之基础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这个核心范畴才能被人的意识所揭示。“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7]正如只有当一般的、不具有特殊性的（抽象的）劳动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出现时，抽象的一般劳动概念才能被阐明一样，工业资本的存在也是破解“剩余价值秘密”的前提。因此，资本、贸易资本和货币资本在历史上的种种较早形式只能从较晚的形式出发加以理解，反之则不然。较晚的、更高级的形式总是为理解较低级的形式提供钥匙。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形态如封建主义、古代奴隶主社会甚至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作片面的理解。”[18]只有在当时的现实与自身保持批判距离时，它才能达到恰当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变得具有自我批判力的基督教神学就属于此种情况，因此，它才能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而发生批判转向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也似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9]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绝对化，他能够把导致资本主义（以及还将导致世界泛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发展理解为迄今以来的历史的最终结果。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相对于先前所有形态的优越性，但他也已然看到了它的界限。